我搞无线年底开始的。当时，正在瑞金 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三军团七军代表。开完会 后，七军来了通知，叫我留下学习无线电。
我是第三期学生。一、二期叫训练班，从第三期开始改称中 央军委无线名学生，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教务主任沈 毅力。36人编一个排，我兼排长。这一期健在的还有钱昌鑫(钱 江)、肖森、黄荣等同志。
我们这期学习时间很短，不到半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把我分 配到总台实习。总台台长王诤，政委伍云甫。就在我实习期间成 立了一分队，分队长刘寅，我当政委。一分队实际上就是总台，
不久，又把我调到二分队。二分队在一军团，分队长朱虚之， 我还当政委。报务员有胡立教、邹毕兆、黄子昆、钱昌鑫。电台 设在三军，有时也在四军，是个流动台(军团部还有个固定台)。 在二分队先后当过政委的有杜平、张贻之和我。
二分队于1933年调到十一军。十一军是赣东北来的，周建屏 当军长。在十一军时间很短，1934年又调到七军团。
当敌人对咱们进行第五次“围剿”时，1934年7月我们的电 台被敌机炸坏了。电台不能工作，就把我和朱虚之调到通校高级 班去学习。那时学校政委是曾三。
高级班一共5个人，有李林、郑执中、李金水(景瑞)、朱 虚之和我。张瑞是教员，刘光甫校长兼教电学、装配及修理收发 报机等。我们5个人，李金水学习成绩最好。
当时电台很少。我知道的和有业务联系的是总台，一、三军 团各1个台。我们二分队是一军团的流动台，三军团也有个流动 台。其他还有什么台不了解，没有联系。其他部队也有电台，象 湘赣肖克那里就有，但没联系。
长征出发时我们学校记得是分批走的。我是1934年10月10日 出发的，被分配在后梯队，当电台队长兼政委。电台代号叫七分 队。后梯队负责工厂、医院，大行李是拖后腿的，一天走不了二 三十里路，经常挨炸。为了轻装，把行李都丢光了。
长征到达湘黔边时，我从七分队调到军委二局工作。二局局 长曾希圣，主要破译是曹祥仁，我搞电台侦听工作。搞侦听的有 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何时都听着它。那时 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 都谈，部队行动到啥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 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最简单， 很容易破译。
我们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
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顷在草街拿获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瞭，知所趋避。”
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 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
军委二局在长征中破译了不少敌人电报，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行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空中还有飞机侦察轰炸，如果没 有这种情报工作，不知要困难到什么程度。
1935年冬我们到了瓦窑堡。1936年春，毛主席要到前方徐海东那里去。为此，专门组建一个派出台，叫我负责。这个台的代 号叫八分队，主要是在路上用。到了二十五军以后就用该军的电 台了。把我们调到三十军，以后又从三十军调到二十八军。
1937年整编后，把我们调到一一五师杨成武部。打完平型关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1937年冬到阜平，我们在那里就开始办训练班。第一期36人，韩克树、周石夫、孙定邦就是那期的。退出阜平到五台山办了第二期，梁健、闵长生等就是该期的学生，总共大约四五十人。
1939年办第三期，这一期人数多一点，文化程度也高一些，大部分学生是从抗大二分校调来的。开始是北方局代办的，以后交给 我们了。从第三期开始就有女报务员了，记得有时原、贡军波、苏景、武萍等，以后都改行了。
抗战时，总部决定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的无线电中队合并成 立一个无线电大队。尤静轩当大队长，我当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 长。大队其实就是个空名，尤静轩只负责晋绥军区的通信工作。大 队和一中队中间隔个同蒲路，平时没来往。当时冀中有个无线电 中队，是由刘文粟、江文负责的。
晋察冀军区开始时只有3个台，包括北方分局1个台，以及骑兵团电台，通信业务都归军区中队负责。很快就成立了各军分区，都有电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北京大学逃出4个外国人。他 们是英国人林迈可夫妇和班卫廉夫妇。他们到了根据地，当时还 不能去延安，就利用他们的学识，办高级班，由王士光负责组织 教学工作。高级班学员有林爽、韩克树、郭超凡、吕进等。
1947年2月，我们的电训队改为晋察冀军区电信工程专科学 校，到1948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时，我们 就改为华北军区司令部三处，我当处长，林伟当政委。另外，还 以我们办的电专为基础，成立了华北电信工程专科学校。
解放天津时派我去接收天津电信局及一部分工厂，成立电信 工业管理处。这时是1949年1月15日。
1949年9月初随同副主席前往广东，9月15日到达广 州。叶副主席指示即在中南局内成立电信接管部，我任部 长，负责接管两广电信，实际上只管广东省的。
1952年9月成立中南邮电管理局(负责六省电信),我任局 长。1952年冬调邮电部，1953年3月任副部长。
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 1万7千多官兵参加了红军，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
当时，随起义部队参加红军的，有1个无线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起义前，中央红军只有少量电台， 无线电通信人员也不多，有的还不能独立工作。所以，二十六路 军的电台和通信人员过来后，红军的通信实力便大为增强。
二十六路军以前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 队。1928年，冯玉祥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开封办了不少学校， 其中就有一个无线电学校，训练了近千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参加宁都起义的无线电通信人员，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学校培训出来的。
开封还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处，处长叫郑方珩，兼无线电学校校长。 管理处有不少通信工程技术人员，无线年 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由河南撤退到陕西，无线电学校的教员 和管理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离去。
1930年初，蒋、冯、阎 中原大战，冯玉祥又回到河南，前敌指挥部设在开封，并委派鹿 钟麟为前敌总指挥。这时，我被分到前敌指挥部电台工作，电台 的报务主任是海凤阁。
1930年9月，冯、阎失败，冯玉祥余部被 蒋介石改编为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冯玉祥的手枪旅编为二十五师七十四旅，原指挥部电台归到该旅。原无 线电管理处编为二十六路军无线电管理处。
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二十 六路军的家底都是继承冯玉祥西北军的，蒋介石没有给予任何装 备。1931年1月，蒋介石出于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将二十六路 军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后，高树勋二十七师在永丰中村被红军 消灭近一个旅，还被红军缴获去一部电台。
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和 二十五师的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旅，还有二十七师的一 部分驻防宁都后，由于广大官兵多为河南、河北、陕西、甘肃、 宁夏等省的贫苦农民，不愿打红军、打内战。
“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不抗日，投降卖国，更引起全军上下强烈不满。红军宽待 俘虏，放回的被俘人员，宣传红军抗日政策、红军官兵一律平等 和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得到翻身解放的情景，使士兵和中 下级军官受到很大影响。加上我党在二十六路军做了大量的工 作。宁都暴动终于爆发了。
起义是在12月14日黄昏时开始的。当时，首先控制了机要部 门。专门派了武装看守电台，特别是对蒋介石派来监视二十六路 军的特务电台更是严加看守，把他们的报务员和其他人员全部集 中到一间房子里，门前站了岗，不准出来。对收发报机，也派专人 守护，并拿走了电键，防止向外发消息通情报。
对我们七十四旅 的电台，只派了门岗，叫大家别出去，好好睡觉，没有采取别 的措施。夜里我们听到从街上传来的口号声：“打倒!” “打倒蒋介石!”“联合红军， 一致抗日!”便知道部队起义了。
这次暴动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遇到大的反抗。次日早晨，我 们便随部队出发，开往苏区。过了宁都河，走了一二十里，就受 到苏区群众和红军的热烈欢迎。下午到达固厚，群众又送来了许 多鞋袜、毛巾、鸡鸭鱼肉等慰劳品，大家都很受感动。
还召开了欢 迎大会，刘伯坚讲了话，他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 委，热烈欢迎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并号召大家团结抗日，打倒、蒋介石，为解放全国的工农群众， 为中国的独立和统一而英勇战斗。
到了苏区后，起义官兵亲眼看 到苏区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情景，心中无限感慨，万分高兴，认 为苏区和统治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活生生的事实，戳穿 了蒋介石的反动宣传，使我们坚定了参加红军的信心。
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十 三军、十四军、十五军三个军。
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 军团政治委员，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 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原七十四 旅编为十五军，黄中岳为军长。
报务人员海凤阁、张国栋、荆振昌、杨笑是、陈士吾、陈英琦、 阎知非、卫明道、范文谦、闻述尧、黄乐天、张文瀚、陈太和、 李廉士、梁恒昌、张有年、汪名震、王全才，
机务人员李华亭、 李启明、王有为、殷金荣、靳子云、余雅鲁、刘玉亭、黄凤梧等。
起义时带来的8部电台，五军团留下4部，编成十七、十八、十 九、二十4个分队，分别配属于五军团军团部、十三军、十四军和 十五军，其它4部电台由红军总部统一调配使用。
队长为海凤阁，政委为罗贵昆，报务员有卫明道、陈英琦、 汪名震，机务员为殷金荣。
不久，卫明道、陈英琦调到其它电台工作，由红军培训的郑执中、林辉士、兰生、袁德均、曾庆良等，先后调到二十分队来。
1932年2月，红军围攻赣州未克，撤离后， 十五军调归一军团指挥，二十分队即随一军团军团部工作。
1933年2月一、三、五军团密切配合，在宜黄南面的黄陂一线山区，共同歼灭敌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五十二 师师长李明，负重伤被俘；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却跑掉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连夜下山，在一个山沟的村子里宿营。报 务员架机工作，其他人员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雨过 天晴，空气格外清新，一名勤务员带着胜利后的喜悦心情，从房 后上山，想找点野味改善一下伙食。就在这时，在山上躲了一夜 的敌人散兵犹如惊弓之鸟，正准备逃跑。
敌人见只有他一人，便朝 他开了一枪。电台队监护排的同志听到枪声，便迅即上山歼敌，附 近军团部的警卫连也闻讯冲上山去，一起围攻山上的敌人。没打 几枪，敌人就乖乖地举手投降，象羊群一样被赶下山来。军团部 警卫连带走了大部分俘虏，电台队集中了100多。
在俘虏兵中，我 们发现有一个小家伙像是个勤务兵，身上还带有一支派克牌的自 来水钢笔。由于派克笔在当时是比较贵重的物品，我们就问他这 笔的来历，他回答：“这是师长的笔。”
我们按照他们讲的特征，很快便查出了这个“麻子脸”,并把他带到了电台队长的房子里。
队长的话音未落，“麻子脸”的脸色突变，象死人一样灰白。 他带着哭腔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说我是师长，我就是师长呗!” 说罢，有气无力地耷拉下了脑袋。
就这样，无线电队的同志活捉了敌师长陈时骥。随后，无线 电队政委亲自将他押送到军团部，受到了军团领导同志的赞扬。
1933年夏，我和殷金荣一起调到军委总部无线电六分队，政 委是朱邦英，报务主任是刘寅。大约在秋末冬初成立二十二分队， 我任队长，报务员有周九生(周涌)、夏侯求皇、冯云芹等，带 着小机器回到一军团，直到长征。
1935年夏天，我们二十二分队随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的 前卫团四团行动，从宝兴经晓碛翻越夹金山。当时正值盛夏，我 们身着单衣，热得汗流浃背。
过山前，当地老百姓对我们说：你 们穿这身衣服过山，不累死也要冻死，大风来了会把你们刮走的! 但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军战士，毅然向夹金山进发了。
白皑皑的雪山象巨龙似的横卧在我们前面，从山下到积雪的地方 (称作雪界)有10多里远，从雪界到山顶有十五六里，海拔又 高，空气稀薄，行走困难。我们电台的运输员们，挑着机器、电 池上山，就更是难上加难。
全分队的同志们互相帮助，分担行李，搀扶着上山，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就拉住马尾巴走。不能停步，不 能坐下，更不能跌倒，否则就会起不来。
到了山顶，前卫部队同 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鼓舞着我们，大家不顾山陡路险，把机器往 怀里一抱，坐在雪上象滑滑梯一样滑下了山。
当晚在山下达维宿 营，受到了四方面军同志的热情接待。然后我们又去懋功等待后 续部队，等军委到后，召开了一、四方面军联欢大会，庆祝两个 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从懋功出发又翻越了梦笔山，到卓克基、毛儿盖做了过草地 的准备工作，四方面军三十军临时归一方面军一军团指挥，我们 这个机动电台奉命随三十军行动。
草地荒无人烟，地面浮着草， 草下是烂泥滩，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天气变化无常，一会下雨，忽而又雨过天睛。雨来一身湿，雨过衣晾干。
我们电台走到草地 中间时，三十军搞到一个降落伞，为着保护机器，方便工作，军 部就把它送给电台使用。一到宿营地就把它撑起来，机器架在里 边，解决了工作的大问题。
草地里除了草，还有些灌木丛，没有 高大的树木，架天线找根杆子很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把运输班的 扁担接起来作天线杆。过草地时牺牲了不少同志，我们电台的管 理班长因病牺牲了，至今我们还怀念着他。
过了草地到达包座，我们二十二分队正式调归四方面军工 作，随三十军军部驻在上包座。在这里打了一仗，消灭了敌四十 九师两个整团，同时还打下敌人1架飞机，掉在包座的山上。军 部通知我们到山上去把敌人飞机上的电瓶取下来用。我带着通信 员和运输员高高兴兴地去了，因只有一把钳子，一把起子，没有 大工具，怎么也取不下来，我们只好空手而归，没有完成任务。
到中包座 总指挥部后，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说：“他们(指毛主席、周 副主席)想去赤化蒙古。”我们这才知道毛主席北上了。至于其 它一些情况是以后逐渐听说的。
总指挥部决定我到一台工作，当 时一台台长王子纲有病，报务员有尤静轩。到一台后部队就南下， 从原路过草地翻雪山回到天全、芦山一带。由于张国焘分裂党的 错误，在路上看到一些“打倒毛、周、张”的错误标语，对此情 此景真感到痛心和不解。
在天全、芦山一带没住多久，住懋功部队需要电台。三局新 组装了一部电台，名为十三台，叫我带领去懋功工作。出发时我 请求配备点备用部件，如真空管等，得到答复是零配件困难，再 没有多余的了。我们全台20多人在没有向导、没有部队掩护的情 况下，第三次翻过夹金山到达懋功。
在懋功工作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一天夜里，值班的报务员 焦急地叫醒了我，说他收听时听到“砰”地一声收报机就没有声 音了。我们一检查，是真空管烧坏了。
后来听刘光甫(工程师)说，当时需要电台，但又没有器材，只好东拚西凑，真空管也都是 些过期的，所以用不久就会坏。
我们向领导报告情况后，奉命第 四次翻过夹金山回到三局。撤销此电台，我又回到一台工作，直 到天全、芦山一带遭到失败，第五次过夹金山，向甘孜一带撤退。
大约是在去甘孜的路上，我被调到十台任台长。十台机务员是黄 凤梧，报务员有陈霄云、王玉衡。
不久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同四方 面军会合，经过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才又三过草地，经 阿坝、“包座、腊子口、岷州到漳县。
此后我得了伤寒，发高烧昏 迷不醒，同志们抬着我行军。病势减轻后我才知道，指挥部很关 心电台同志的健康，还请卫生部长苏井观来给我医治过。
另外， 部队曾向青海方向行走了一天，但这一行动很不得军心，听说行 军中有些指战员离开了部队，全军同志希望同党中央、毛主席会 合，所以张国焘不得不转回头来继续北上。
在甘肃会宁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一部分和五 军(即原五军团)过黄河到甘北。在西进的路上，我被调到八台 接耿锡祥的工作，任八台长。
在西进路上，因我病后虚弱，又得了胸骨结核，不能直腰行 走，全靠骑牲口行军，仍然坚持了工作。1936年冬，西路军冲过 古浪、武威到永昌休息时，经宋侃夫、孙英武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终生的愿望实现了。在最艰苦的时刻发展我入党，也表达 了我对党的坚定和忠诚。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愉快!
西路军在甘北的行动最后是失败了。从永昌再往西走，每况 愈下，总是受着马家骑兵的追击、堵截、包围。
有一次夜里突围 被马家部队冲散了，失踪了一名报务员。最后进入祁连山时只剩 下八台1部电台，同党中央的联络由八台担负。
1937年3月23日， 指挥部接到中央来电，内容是：现有部队可以向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已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各位明白这个消息，都非 常高兴。
按照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我们向西进发，走到石包城后，于 4月16日17时给军委发电，内容是：“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 西前进。到安西稍作休息，即向星星峡进发。请设法与新疆交涉， 并电请远方(共产国际)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 到该地。”
然后，因攻安西不克，马家骑兵赶来，我们随指挥部 向西撤退到白墩子、红柳园之间。在这里遭敌人骑兵包围，为了 免使机器落入敌手，我们奉命破坏机器。
这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 难受啊!几年来，我们象保护自身的生命一样保护着机器，每次 出发行军时，总是把发报机的真空管卸下，装在一个小木盒里，
我背着它，不顾自己的病痛劳累，唯恐它受到一点轻微的震动和 损伤。可是这时却不得不亲手毁掉它!我们含着泪，两手颤抖着 把它破坏、埋掉了。从此，西路军便同党中央、失去了 联系。
之后，同志们奉命向指定地点星星峡集合。到4月下旬，集 合了大约400多人。党派陈云、膝代远带了40辆汽车，迎接我们 到了迪化(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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